小孩子的早期的记忆去了哪里？
2017-10-01 00:05:37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我们对于我们生下来的头三年的记忆很模糊，而且七岁以前的事总是记不住。难道我们在对自己隐藏些什么吗？

我是目前我们家五个小孩里年级最小的一个。1951年，我妈妈在她35岁的时候怀上了我，这件除了让她十分懊恼还使她不得不把怀孕的自己藏在她姐姐家里。我那比我大的哥哥也羞耻于告诉他的高中同学他即将有一个妹妹，但是这个小镇如此之小，立马就传遍了。

1957年我已经开始上学了，在学校遇见了同学们的妈妈，这样让我觉得在我妈妈这个年纪有了迟到的让我感到自己在家里是个累赘。他们也都有几个孩子！大人们也会把自己的孩子塞进车里不让他们去河边野餐或者禁止他们去死火山周围远足还有不让去小城外一片野花野草胡乱生长的高原。他们也会去调节孩子们之间互相拽对方的头发或者是抢玩具的行为。但是到了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们都不在家了。那三个年级稍大的上大学了，还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去了离家四个小时的住宿学校，我们家从一片喧闹声变成了一片寂静。

我的家人曾告诉过我那些早年间的故事，当时一切都还没变。他们告诉我，我的哥哥们为什么给我的外号叫做“乌班吉”，那是因为我长着一头粗粗的、卷卷的并紧紧贴着头皮的头发。还说了我的哥哥如何用玩具鳄鱼躲在小角落里偷袭我，并且每次都成功地将我吓得尖叫。还有，我的姐姐如何把我当成她的袋鼠宝宝带着四处跑。但是我对于他们跟我说的以前岁月的事情我都不太能记得了。

我只是对哥哥还有姐姐对我的持续的压迫感还能有深刻的记忆。我记得我不得不熄灯后才去睡觉，正当我踢着被单前行的时候我在楼下听见他们熟睡的声音，鼾声从后院透过窗户传来。我还能记着晚上能闻见爆米花的味道。第二天早上，我便在客厅的毛皮毯子下搜寻着他们留下来的残余然后把还未爆开的苞米粒直接揉进嘴里。我确实记得，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每日每夜都在发生——我们的父亲爱吃爆米花。

许多年以后， 我想我或许能够有机会修复一些关于一家人一起亲密生活在一栋房子里然而又被我被我遗忘的片段。我哥哥们曾开车到加州东北部塞拉山上的巴克斯湖，在我三岁左右我们家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子，是用来躲避萨克拉门山谷的酷暑的。他们发现我们的老房子还是未曾改变过，甚至连当地锯木厂做的那张桌子还在客厅里放着。他们敲了敲门，很奇怪的是我的小哥哥居然认识现在的户主，户主请他们进入房间休息然后随处看看。

几个月后，我们跟着父亲一起，开着车上路高速路穿过尘土飞扬的黑松林路然后又经过了石头闪闪发光的山峰。当我们抵达小屋后，我的兄弟姐妹都明确的划分好了小屋外自己最喜欢的地点，但是确驻足在车旁，被这个不同于我记忆中的画面震惊了。

我记得，想要到达湖边得从房子出发穿过一片沙滩；我印象中，母亲站在宽阔的沙滩上，她的裙摆随风飘荡，双手放在嘴边成喇叭状。但是这沿岸的石头路只有几步之遥，我记得离小屋不远处就有水面突起的水坝，那是湖边一座危险又突兀的悬崖，我的哥哥姐姐们曾经为了冒险靠近那儿。虽然说这是一个人工湖，但是从我们屋子这边是望不见那头的。我跟着父亲进了厨房，厨房很小，但是父亲却觉得它很迷人。他总是开着橱柜的门，大笑着看着它们在狭小的空间里互相碰撞着。 “你妈妈恨死这个厨房了！”他说，“她总是做了一大堆早餐——鸡蛋、香肠和煎饼——等她收拾完毕以后，你们这些孩子又会跑来厨房吵着吃午饭了。”

这些事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有那张桌子，我不记得关于这个地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的哥哥姐姐们在房子里拽着我，指给我看以前是谁在那睡过——他们说我睡在走廊边的一个凹室里，但是我记得我是待在父母的房间里并且早晨醒来时还注视着他们睡觉的样子。他们还说了在这间小屋中往日生活中其他的事情，我想要回想起来，可是却是徒劳的。他们还告诉我，在我还在满地爬的时候在客厅爬着转圈，盯着落满灰尘的窗台，把鼻子凑过去嗅那些松木板上的黑乎乎的小孔，还用两根手指在地板上“飞奔”。可是我还是什么都不记得。

我知道能记住从那之后的所有事会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几乎没有成年人能做到。对此甚至还有一个专业术语—儿童健忘症，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0年提出的—用来形容那些对自己三岁或四岁之前回忆缺失的成年人以及对七岁之前一些固态记忆缺失的人。在这一个多世纪，我们的研究始终被一个问题反反复复的困扰着—这些年我们的记忆是否藏在大脑的某个部位，一旦得到提示，就能全部复原。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起重返老家时，我真的很想重拾那些儿时的记忆。我试图通过看，听，闻，触摸那些老地方来找回那些顽固的记忆。但研究告诉我们那些早年的记忆真的已经消失。

弗洛伊德说我们压抑自己最初的记忆是因为性创伤，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保留那些最初的记忆，因为我们没有创造记忆—那些事件的发生和离去都没有在我们儿时的大脑里留下永恒的印记。后来在1987年，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菲伍什和她的同事们永久性的消除了这种误解，他们的研究证明两岁半的孩童能对最早六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但这些记忆都去哪儿了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在我们成年之后无法找回那些记忆，因为那些事情的发生距离现在太遥远了，因此无法找回，但并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即使在儿童时期，我们都想不起来。

彼得森 纽芬兰几年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彼得森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记忆到底是在哪个年龄段消失的研究调查。首先，她和她的同事们组织了一些四到十三岁的孩子，让他们描述自己三岁之前的记忆。他们的父母在旁边证明这些记忆的真实性，其中最小的孩子居然可以回忆起他们两岁左右发生的事情。如果是非常感动的事，孩子们能在两年之后依然记得的概率要更高三倍。

两年后，又对这些孩子进行了采访，看有没有什么变化。三分之一多的十岁和十岁以上的孩子仍然记得第一次采访时回忆到的事。但比较小的孩子—尤其是最小的，第一次采访时只有四岁的孩子们—忘记了很多。‘甚至当我们提起他们之前的记忆时，他们居然说：“不，这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彼得森告诉我，‘我们当时就在实验中发现了儿童健忘症。’

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对记忆的保留或丢弃，选择总是很天马行空。彼得森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她自己的儿子有关儿童记忆消失的故事。在儿子20个月的时候，她带儿子去希腊旅行，他在那里和一群小驴玩的很开心，之后至少有一年我们在家里都会讨论那些小驴跟儿子玩耍的事。但后来到他上学的时候，他居然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在他成为少年之后，他甚至会质疑这些我们告诉他的童年记忆，他能回忆起的，并不是当初同他玩的很开心的希腊小毛驴，而是在希腊旅行不久之后的某天，有个妇女给了他很多的曲奇，而原本妇女的丈夫是计划想要卖给我们的。

彼得森也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记得这件事——这完全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而且之后也没在家里提起过。为了分析某些记忆会持续的原因，她和她的同事们再一次进行了儿童记忆研究——她们总结到，如果是感人的记忆，孩子们能在两年后还记得的可能性要比记得普通事件的概率高三倍。密集记忆——如果他们了解人物，事件，事件，地点以及原因——那么他们记得这件事的概率就要比记得那些碎片事件的概率高五倍。因此，那些古怪的，不重要的记忆——就像赠送曲奇这件事，反而被记在心里。这会让那些想要了解他们孩提时期事件的人感到很沮丧。

为了构成长期记忆，生理元素和心理元素必须有序的排列，大多数的孩子就是缺乏这种机械化的元素排列。记忆中未加工的物质——我们生活中的画面，声音，气味，口感和触觉——到达并通过我们的大脑表层，形成了认知。这些形成了记忆，他们必须在海马体中经历捆绑，海马体是大脑中的一个结构，因为人们认为它很像海马，所以就叫它海马体，它位于大脑皮层。海马体不仅要把我们大脑中各种不同的感觉结合成一种新的记忆，还要把所有的画面，声音，气味，口感，以及触觉结合成一种同样的感觉储存在大脑里。但海马体的有些部分在我们成年之前并没有发展成熟，因此，让一个小孩的大脑完成这所有的程序是很困难的。

‘储存一个记忆需要如此多生物过程，’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帕特里夏-鲍尔告诉我。在你忘记之前，需要分类一边让记忆更稳当，牢固。就像吉露果子冻：你搅拌材料，放进模具，接着你放进冰箱冷冻，但是你的模具有个小破洞。那么你就只能祈祷你的吉露果子冻——你的记忆——在遗漏之前赶快成形。

另外，幼儿几乎不懂年表。他们还得几年才能看懂表和日历，因此要把事件和具体的时间地点联系起来很难。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词汇量来描述事情，没有词汇，他们也不能随意的阐述，这是Peterson在牢固记忆的根源处发现的。而且他们没有复杂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可以鼓励他们储存并重新审视大块的经历，把他们作为自己人生中成长的记述。

脆弱的孩子们的记忆也易被一种称为分裂的过程影响。在我们小时候，许多新的神经元在海马体中被创造，这被称为齿状回，我们余生也会不断地产生这些，尽管不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多伦多儿童医院神经学家Paul Frankland以及Sheena Josselyn的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这个过程叫做神经形成，它可以通过打断现存记忆的循环而产生遗忘。

母亲引导孩子积极就事件进行交流，总是会通过记忆的接力棒再返还给孩子

他人对同一件事的记忆或新信息会改变我们的记忆，尤其新信息与已存信息很相似时更是如此。例如你遇到一个人并记住了他的名字，但之后又遇到有着相似人名的第二个人，你就会对第一个人的名字感到困惑。当连接神经元的突触因久久不用而退化时，我们就会失去这部分记忆。Bauer告诉我，“如果你不用那份记忆，这些突出就会重组以作他用。”

随着孩子的成长，其记忆不再易受分裂和中断的影响。15到30岁之间这个时期被称为‘怀旧性记忆上涨’，这期间，我们会投入大量精力去回忆一切来弄清自己是谁，形成比较深刻的记忆伴随自己一生。据Bauer所说，我们仍然记得的那时候的事情，文化以及人甚至能使我们正在老去的现在的特征黯然失色。那时的电影，音乐，时尚，政治领袖，友情，浪漫等等，都是最好的。

当然，一些人的早期童年记忆多于他人。记忆好像会受到族规文化的一部分影响。Peterson，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王奇（音）以及北京大学的侯玉波（音）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孩子比中国孩子记忆更深刻。他们认为这个发现可用文化差异来解释：比起北美人，中国人不够重视个性，因此也不会花大量时间来关注个人生活的瞬间。相反，加拿大人不断巩固记忆并且保持组成早期个人记忆的突触活跃。2012年，新西兰奥特格大学心理学家Federica Artioli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表明，来自意大利大家庭的年轻人比小家庭的年轻人拥有更早，更深刻的记忆，据推测是因为大家庭里有更加强烈的家庭怀旧氛围。

但没有必要让一群在场的亲戚来加深孩子的记忆。Bauer的研究也指出了‘母亲谈话影响’，意为母亲（或其他成年人）引导孩子积极谈论事情，总是能通过记忆的接力棒再返还给孩子并且鼓励他们再去杜撰这个故事。Bauer告诉我，‘这种互动有利于在长期内丰富记忆。它不能预测一个给定的事件会被记住，但它发展了一种能力。孩子学会了如何记忆与理解分享哪些部分。在这些对话的过程中，孩子学会了如何讲故事。’

根据Bauer的果冻类比，我总怀疑我母亲的果冻模型上的洞比我的小，这使得她能够储存信息直到这些信息称为记忆的一部分。她好像记得我童年，我兄弟姐妹的童年，及从她6岁起的一切事情。她尤其记得父母争吵时，她母亲被打伤在寒冷中昏迷不醒，她父亲则强迫她告诉来近邻母亲睡着了。那天我的祖母收拾东西带着我的母亲及其姐妹从内布拉斯加州搬到了内华达州，把他们不需要的家用物品放到草坪上供镇子里的人挑选，讨价还价。

那天医生把我母亲的病历放在了厨房桌子上。那天她在学校弄湿了裤子，修女们让她在寒冷的天气里走回家，她的内衣都冻上了。我在想她记得这么清楚是否是因为那都是糟糕的事情，尤其是和我认为的乏味的早年相比。

现在，我怀疑我母亲讲述她早年生活故事的能力来源于如繁星般聚集在其周围的人们。祖母逃离了她不得不开始的婚姻，回到她兄弟拥挤的家里，她的两个女儿紧紧拥着对方。大她三岁的姐姐总与她辩论，意见与建议，问题与回答。我母亲和她的姐妹谈论生活中的事，其范围如此之广，以致于看起来好像如果他们不把事件与对方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因此，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母亲就会在家小声说‘不要告诉海伦阿姨！’，而我堂兄弟家出了什么问题时，也会有同样的声音‘不要告诉凯瑟琳阿姨！’

我的果冻模具可能有个大破洞，但我也琢磨着是不是在我成长的时候，家人们讲故事和记忆的能力就消失了。哥哥姐姐们都很宠爱我—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也深信这一点—但他们更愿意去外面骑马，踢球，参加拼字比赛，陷入各种麻烦，而不是和一个小家伙说话。从我即将出生到兄弟姐妹离开的那段日子里，我妈妈患上了忧郁症和陌生环境恐怖症，20年来一直处于崩溃状态。她去杂货店手里推着小车，拿着清单，还必须要爸爸陪同。甚至去美容院剪烫护理头发的时候，爸爸会坐在她身旁读着《华尔街日报》，等着妈妈的头发吹干。在家里的时候，妈妈大多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人知道她的悲伤从何而来，她的独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记忆中只有一片寂静。

对自己的故事来说，三岁到四岁的时候是是疯狂的，神秘的空白首页。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童年失忆症掩盖了早期的青葱岁月，让我们同这些岁月形同陌路。在那个时期，我们从我姐夫称之为“一条有神经系统的面包”转变为有知觉力的人。如若我们记不起那些年发生的事—不管是说教还是值得回味的事—实际上，即便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重要吗？早期记忆的丢失就像把森林里一棵树伐去一样微不足道，如果我们没有大脑和供认知的工具来储存这件事，它还会帮助塑造现在的我们吗？

我并不记得那些事，但是我可以选择想象自己坐在哥哥姐姐的膝上，听他们读故事或是唱歌给我听。

鲍尔说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我们不记得小时候发生的事，在了解和感受自己，他人和大千世界的路上，这些事都会留下印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可以解释鸟，狗，湖和山，即使我们想不起这些概念在脑海里产生的过程。鲍尔解释道‘你记不起和亨利叔叔去溜冰，但是你知道溜冰和走亲戚都很有趣。你感到人们都很友好并值得信赖。但是你可能无法确定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这就是你知道的事。’

我们并不单单是自己记忆的总和，或者至少不是全部记忆的总和。我们还是自己构建的故事，我们自己诠释和选择记忆的事情，诠释和选择别人口中自己的事。西北大学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救赎自我》（2005）的作者）的研究表明，这些叙述指导我们的行为，引领我们通向未来的路。那些有救赎故事的人是极其幸运的，因为他们在以往的苦难中都能发现幸运。

因此我们的故事并不是石碑上刻着的简单事实。它们是处于变化中的故事，这与医学上的谈心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成长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我们自己的故事越来越好‘不知是什么原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越关注积极的事情，’麦克亚当斯告诉我。‘我们更加有动力愿意从更美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我们的记忆也变得向积极的方面发展。’

我记不起与哥哥姐姐在一起的早些时光和妈妈在精神崩溃之前的日子，即使我重游度过夏日的乡村。但是我可以运用成长的宽松眼光和记忆科学家做出的研究来在这些白纸上描述不曾丢失的故事。

我天性乐观，值得信赖。我有时担心的特质就是智力方面的缺陷，比如无法回想起与家人在一起的早些时光，但我选择将它诠释为历史的车轮是很多这样的人推动的。我并不记得那些事，但是我可以选择想象自己坐在哥哥姐姐的膝上，听他们读故事或是唱歌给我听，看着他们挥舞的手里拿的是从湖里抓来的小龙虾。我想象自己坐在他们肩膀上，抓着他们奥尔森似的卷发。

我可以想象他们耐心地把《圣诞前夕》一遍又一遍，日复一日地读给我听，因为总得有人这样做—妈妈说我两岁时就可以背诵整首诗。不是因为他们记得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那时大多是十几岁的少年，不与影响自我意识的人和文化接触。但是我可以对自己的这些记忆进行想象重组，不光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因为我们在过去拥有甜蜜的回忆，这些是维系如今我们幸福快乐的纽带。我们只是忘记了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