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围改变中国
2012-09-15 11:49:50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数据显示，我国早在2002年就有两亿人超重，其中大约6000万人肥胖。庞大群体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黑洞：仅2003年，我国成人可归因于超重和肥胖所带来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就高达211亿元。

　　腰围上的中国

　　不同于大多数学者，保罗·弗伦奇研究中国的工具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测量的是中国人的腰围。根据他引用的数 据，目前中国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从1985年的63.5厘米增长至76.2厘米，这意味着，在短短27年的时间内中国男人的腰粗了20%，其中 40～50岁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达到86.2厘米，相当于一把普通餐椅的高度。

　　“仅仅在20多年以前，即使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人们仍在努力填饱肚子，现在他们却在拼命减肥。”与弗伦奇共同完成著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另一位作者马修·格莱博表示，“肥胖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系统的一枚定时炸弹。”

　　“我很喜欢用富态这个词作为书名。”格莱博表示，“它很好地反映了过去中国人对于肥胖的态度。”

　　“那时‘将军肚’可是个褒义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顾东风教授笑着回忆道，“人家会说你有福气，要是太瘦人家则会说你骨瘦如柴。”

　　他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他到北京石景山区进行心血管病的相关调查时，发现工人中的胖子明显比农民多，“因为工人的福利待遇好”。

　　但从杨柳蛮腰到大腹便便，中国人只用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2年这10年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人口的超重率增长了近40%，肥胖率增长了近100%。

　　体重指数(BMI，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是判断肥胖的主要标准。按照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肥胖问题协作组的推荐，这一指数超过24的成人可被视为超重，超过28可判定为肥胖。

　　早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在一份报告中将肥胖定义为疾病。在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中，肥胖也被列为一种疾病。

　　2009年，包括国际糖尿病联盟和世界心脏联盟在内的多家组织共同发表声明，不同族裔人群的中心性肥胖，应采取不同 定义标准。中国中心性肥胖是指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0厘米。顾东风教授指出，按照这个标准，本世纪初我国35～74岁成年男性中心性肥胖 患病率为16.1%，女性患病率为37.6%。换句话说，我国已有近4000万名男性和9000万名女性处于危险之中。

　　肥胖是个社会问题

　　在英国学者格莱博看来，造成中国人日益“心宽体胖”的罪魁之一是饮食结构的变化。2003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来福 士广场开业时，他注意到那里售卖来自美国的热狗、土耳其烤肉、超级汉堡包和哈根达斯冰淇淋，却几乎没有中式餐饮。不过这并没有让前来就餐的白领们感到任何 不适，他们都是抓紧时间狼吞虎咽一番，然后立即赶回办公室。

　　或许因此，《富态：腰围改变中国》这本书的封面，是一张杨柳青年画中的脸如银盆的胖娃娃。只不过，他手中并没有握着一块元宝或是一串鞭炮，而是一个巨无霸汉堡包。

　　与饮食结构同时改变的，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最新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有83.8%的成人从不参加锻炼。

　　“寄信收信都不去邮局了，都让快递公司上门服务。”顾东风说。在他的记忆里，30年前整个阜外医院只有一两辆轿车，“但现在几乎所有医务人员都不能把车停在医院内，因为要腾出车位给前来看病的患者。”

　　两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者，还注意到城市化进一步“加粗”了中国人的腰围。“爱护草坪是中国公园的一个最普遍的规定，这意味着，公园只是一条装饰得很漂亮的小径，而不是可以让儿童嬉戏的场所。”弗伦奇说。

　　“如果周边缺乏运动的场所，人们就要回家看电视，看电视就要吃点东西，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裕明教授再三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很多人认为肥胖是个人的好吃贪吃造成的，不是这样的，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

　　不要重蹈美国覆辙

　　弗伦奇和格莱博还注意到，中国的“小胖皇帝”越来越多。根据疾控中心的有关数据，我国17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超过55万人。国际肥胖研究协会主办的《肥胖综述》月刊日前公布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有12%的儿童体重超重。

　　这两位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发现，在中国许多消费决策是由孩子掌控：“孩子们会要求在必胜客而不是成都小吃就餐，在回家路上的冰淇淋摊买一个雀巢花心筒，在超市购物时再来一包阿尔卑斯特浓原味奶糖。”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助理研究员翟屹忧心忡忡：“本来，我们的饮食模式比西方更健康，但如果不改变孩子们喜欢吃洋快餐的习惯，等到一二十年后，我们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也会变得和美国一样。”

　　作为超级肥胖大国，美国大约3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人肥胖。1999年，美国与肥胖相关的各项医疗保健费用总额高达1022亿美元。本世纪以来，美国医疗保健支出的四分之一都用在肥胖症上。

　　翟屹认为现在是控制肥胖的关键时期。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肥胖的人口比例并不高，“如果这几年能够控制好肥胖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

　　2007年，卫生部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目前，这个以“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为内涵的行动已经覆盖全国55%的县区。

　　2009年，卫生部和山东省还共同开展了“减盐防控高血压”的试点项目。这个项目要拿“咸乎乎、黑乎乎、黏糊糊”的鲁菜系开刀，改变其烹饪标准。

　　我国最早尝试改变饮食习惯的行动，是1989年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指南后来被简化成我们所熟悉的膳食 宝塔，清楚地标明了每日各类食物的摄入比例。但是，这个简单易学的宝塔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施小明介绍，即使到1997年，医务人员对膳食指南的知晓率也仅 有28%。

　　“在研究层面，我们的学者并不比国外专家水平低。”翟屹告诉记者，“学者们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指南，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推广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