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治疗，我们如何是好
2009-05-26 20:36:48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前一阵子，我们收治一个卵巢癌晚期的高龄衰竭病人。家人想尽了一切办法积极治疗，请来了七八个知名教授诊治，还赌博似的对她进行了化疗，最后出现了多器官功能衰竭，即使输血、机械通气、血液净化、抗感染等密集治疗，病人还是全身浮肿淤黑，狼藉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这件事情在不停地拷问家属和我们，对于临终治疗我们如何是好？
这时候，家属好心做错事，自以为对病人很负责，其实在不断地伤害病人；我们医生都说家属说了算，好无奈，其实关键看我们怎么引导，对于临终患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更人性化。
今年国内有一个由杜斌等人主持的关于ICU医生临终治疗的调查，将之与香港相比看到了一些差别：
1、 当问到是否会遵守DNAR（临终处理/不抢救意向书）时，大部分人都会遵其意愿；但是如果没有DNAR情况下，对终末期没有治疗价值的患者，当问到会不会主动停止一切治疗，香港医生的比例会很高，而大陆则会很低。
2、 如果不停止治疗，进一步被问到是否会采取限制治疗时，香港有99％，而大陆只有56％，相反有人还会采取更加积极或重要的措施继续治疗。
3、 对于临终病人是否采取安乐死，其实大部分医生都赞同，虽然各国都没有立法。但是要医生主动提出放弃治疗，中国大多数医生会觉得不安心而不会提出，也不敢随便提出。
4、 其实，大陆医生对临终病人的限制治疗还是高度认同的。但是在交代这些事情的时候却总觉得很不舒服，很不乐意。因为家属会往往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香港Gavin M Joynt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所致。ICU学科最近才在中国发展起来，临终关怀和治疗很新颖。一方面，伦理和道德观念很难像设备、技术那样轻易引进，要有一个交融、同化、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人讲究效忠：忠诚于父母、兄弟、亲朋，一般人都不会轻易地让亲人就这样离开人世。另外还有到具体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谁做主呢？在西方是医生和病人一起决定，而家人只是起到很小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终末期的病人大多数都是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的，几乎都由“唯诺是从”的医生和“难舍难分”的家属商定。因此我们要让中国民众在接受高效的西医治疗同时，放弃无用功的积极治疗或放弃一个有心跳没呼吸（脑死亡）的亲人，操作起来会相当复杂。
而我的看法是，家属之所以在好心做错事，其它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但求心安理得。古语有话人言可畏，爱面子的中国人最怕因自己的冷漠招致旁人的撩是斗非，而落下不仁不义的名声，加上惧怕罪孽因果轮回的先天信仰，本来就是孝义的家属都会选择尽其所能救治家人，以求心安理得。二是经济许可。有人说，有钱治不好病是行业的悲哀，有病没钱治是社会的悲哀。更有人说，当代医疗是为有钱人服务。无论怎么说，治病离不开钱。那些好心做错事的家属就往往不存在买单的烦恼，特别是那些享受着医保的有钱人。在中国只要有心有力，哪有不能办的事情？
这无疑是医疗资源的浪费。那么，在相关法律还没出台，在医保系统还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医生如何是好？
我觉得这个难处肯定会改变，因为这样下来，病人没有受益，我们医生也觉得不对。这里存在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限制治疗和放弃治疗不能同等于安乐死，更不代表签字之后我们什么都不做。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有没有立法，而在于我们如何引导。而我们的切入点就是以上所提到的忠效伦理、人言可畏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我们多站在家属和病人的角度进行引导，即尊重死者、又家属解除心理顾虑和减轻经济负担，该签字的签字，这样做下来，同样可以达到人性化临终治疗和临终关怀的目标。
这件事情在不停地拷问家属和我们，对于临终治疗我们如何是好？
这时候，家属好心做错事，自以为对病人很负责，其实在不断地伤害病人；我们医生都说家属说了算，好无奈，其实关键看我们怎么引导，对于临终患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更人性化。
今年国内有一个由杜斌等人主持的关于ICU医生临终治疗的调查，将之与香港相比看到了一些差别：
1、 当问到是否会遵守DNAR（临终处理/不抢救意向书）时，大部分人都会遵其意愿；但是如果没有DNAR情况下，对终末期没有治疗价值的患者，当问到会不会主动停止一切治疗，香港医生的比例会很高，而大陆则会很低。
2、 如果不停止治疗，进一步被问到是否会采取限制治疗时，香港有99％，而大陆只有56％，相反有人还会采取更加积极或重要的措施继续治疗。
3、 对于临终病人是否采取安乐死，其实大部分医生都赞同，虽然各国都没有立法。但是要医生主动提出放弃治疗，中国大多数医生会觉得不安心而不会提出，也不敢随便提出。
4、 其实，大陆医生对临终病人的限制治疗还是高度认同的。但是在交代这些事情的时候却总觉得很不舒服，很不乐意。因为家属会往往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香港Gavin M Joynt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所致。ICU学科最近才在中国发展起来，临终关怀和治疗很新颖。一方面，伦理和道德观念很难像设备、技术那样轻易引进，要有一个交融、同化、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人讲究效忠：忠诚于父母、兄弟、亲朋，一般人都不会轻易地让亲人就这样离开人世。另外还有到具体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谁做主呢？在西方是医生和病人一起决定，而家人只是起到很小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终末期的病人大多数都是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的，几乎都由“唯诺是从”的医生和“难舍难分”的家属商定。因此我们要让中国民众在接受高效的西医治疗同时，放弃无用功的积极治疗或放弃一个有心跳没呼吸（脑死亡）的亲人，操作起来会相当复杂。
而我的看法是，家属之所以在好心做错事，其它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但求心安理得。古语有话人言可畏，爱面子的中国人最怕因自己的冷漠招致旁人的撩是斗非，而落下不仁不义的名声，加上惧怕罪孽因果轮回的先天信仰，本来就是孝义的家属都会选择尽其所能救治家人，以求心安理得。二是经济许可。有人说，有钱治不好病是行业的悲哀，有病没钱治是社会的悲哀。更有人说，当代医疗是为有钱人服务。无论怎么说，治病离不开钱。那些好心做错事的家属就往往不存在买单的烦恼，特别是那些享受着医保的有钱人。在中国只要有心有力，哪有不能办的事情？
这无疑是医疗资源的浪费。那么，在相关法律还没出台，在医保系统还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医生如何是好？
我觉得这个难处肯定会改变，因为这样下来，病人没有受益，我们医生也觉得不对。这里存在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限制治疗和放弃治疗不能同等于安乐死，更不代表签字之后我们什么都不做。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有没有立法，而在于我们如何引导。而我们的切入点就是以上所提到的忠效伦理、人言可畏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我们多站在家属和病人的角度进行引导，即尊重死者、又家属解除心理顾虑和减轻经济负担，该签字的签字，这样做下来，同样可以达到人性化临终治疗和临终关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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