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疫情使全球卫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
2014-10-17 10:54:01 来源:37度医学网 作者: 评论:0 点击:
最近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次全球卫生安全会议上,发言嘉宾们说,西非埃博拉危机已很快地成为现代世界面临的最困难卫生问题,但它也为各国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更好的准备提供了机会。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和威胁的资深总监劳拉·霍尔盖特(Laura Holgate)说:“我们需要利用这一刻。因为这一刻深深地使人感到不安,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全球的卫生安全机制,那我们是羞愧难当的。”
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卫生安全的总干事助理福田敬二(Keiji Eukuda)说:“埃博拉疫情突出地暴露了我们的弱点,我们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
霍尔盖特和其他的一些人,于9月2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梅肯公共卫生研究院集中,研究解决全球卫生安全行动纲领(GHSA)中,如何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的作用,会议由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核威胁倡议与区域疾病监测组织(CORDS)、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卫生安全中心、伊丽莎白·R.·格里芬研究基金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UPMC)的全球卫生政策中心共同主办。
这个会议标志着白宫第二天将正式发布GHSA的11个方面的行动方案,旨在某些领域中进行重点的讨论和努力,例如人畜共患病和微生物耐药性。通过强调测定方法和提供机制及五年目标,这些行动方案应有助于促进在GHSA下的进展。44个国家的代表们和WHO、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欧盟、非盟、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官员们,在9月26日于白宫会面时,将讨论如何加快GHSA的实施。全球化使微生物和疾病比它们的过去更容易和更迅速地传播。只是这最近一次埃博拉疫情――如果是最严重的――世界在最近几年中已面临着全球性的卫生问题威胁。例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首次在2003年确认,被感染的人不足一万名,它在2004年消失以前却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甲型H1N1猪流感病毒在2009年引发大流行,传播到200多个国家,致使18000余人丧生。其他疾病如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MERS)的关注度上升。
为了更好地对这些威胁做好准备,联合国已伙同几十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如WHO,制定了这个GHSA。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快预防和减少未来疫情的发生,尽早地检测威胁和提供快速、有效、协同的应对新出现威胁的措施。
发生埃博拉危机的地方
目前流行的埃博拉疫情始于去年的12月份,最为可能的是,在几内亚麦连豆地方的一个近20岁的孩子杀死了一只已感染病毒的蝙蝠,并吃了它的肉,从而感染了埃博拉病。埃博拉病杀死了这个孩子,并很快地把疾病传给了他的家人,再越界传入邻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非洲先前虽然有过几次埃博拉疫情,但在西非暴发还是第一次。因为这三个国家之前没有碰到过埃博拉病,要一开始就认识它,现在证明是困难的。埃博拉病的许多症状会容易地被误认为是另外的疾病,例如霍乱,而对埃博拉病快速诊断的检测方法则还未开发成功。
UPMC负责卫生安全的主任托马斯·英格斯皮(Thomas Inglesby)说:“在12月份第一个病例发生与今年3月份最终确诊之间,如果已有快速诊断的方法能用于许多疫点中的任何一个……,这可能会有一个惊人的好效果。”他指出,今年2月份左右,几内亚的一个医师认为这种疾病不是霍乱,而可能是其他的疾病,他是最早提出怀疑的人,诊断为霍乱的错误,是由于霍乱检测给出了假阳性的结果而造成的。
带有埃博拉病毒的人和物――必须停止运输――已被证明是异常的困难。从事传染病防治的病毒学家、梅里埃基金会的高级顾问约瑟夫·费尔(Joseph Fair)指出,首先,感染发生在三个国家相连的地区,那里的人们由于经济和家庭的原因,常常随意地跨越边界。他说:“这三个国家中超过十年的边界冲突,已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几乎完全地缺乏。”他指出,自最近 的一次冲突已过去了11年,但仍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发展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设施。“其脆弱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费尔说,冲突的后遗症也促成了“逃跑”是应对危机最好办法的一种心态。过去由于可能对被感染的个体进行识别和隔离,然后追溯和跟踪与患者接触过的任何人,所以那时的埃博拉疫情得到了控制。同样的情况,疾病的控制没有在几内亚、塞 拉里昂和利比里亚实现。
福田指出,目前埃博拉病传播很快。根据WHO的统计,截至10月3日,在这三个国家中已有7470人被感染,其中已死亡3431人。他说:“我们必须阻止埃博拉病的传播。”
WHO已表示了担心,埃博拉病可能成为这个区域内的大流行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预计,除非更有效的干预措施落实到位,到2015年1月,在利比里亚和塞 拉里昂可能会有多达140万人被感染。
需要卫生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
一个国 际非营利性全球健康技术创新组织PATH(适用健康技术计划)的机会之窗项目总监斯科特·戈登(Scott Gordon)说:“现在的埃博拉危机是一个最明显的与现场条件相联系的例证――公共卫生医疗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缺乏――这个问题的解决对解除全球卫生安全威胁具有十分的重要性。”
发言嘉宾们一致认为,对现在持续流行的疫情,国际上已作出的反应是不充分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流行病学家罗恩·瓦尔德曼(Ron Waldman)说:“我们实在不能否定的是,反应是非常的迟了。”他警告说,现在应根据实际存在的疫情来实施各种努力;可能在6月份,已采取了一些控制疾病的措施,例如建立几个大医院,但现在看来可能是不起作用的。
瓦尔德曼正在与救助儿童组织合作开发一种可在利比里亚实施的非营利的应对埃博拉的策略。不是投资于大型埃博拉治疗中心――这已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危机――该组织正在开发更小的只有20张床位的设施。瓦尔德曼描述这种设施是有“漏洞”的,意思是它们不可能完全防止疾病蔓延中人们的感染,但它们可能有助于缓解疫情对大医院的一些压力。
埃博拉疫情已使西非的公共卫生系统难以承受,以至使其余的非埃博拉病患者没有地方可去医治。费尔说:“我们不清楚――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曾经设想会有许多人死于非埃博拉相关的原因,将会怎么样。”“我们已经看到了原来就脆弱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一种完全崩溃的状况。”
费尔指出,人们感染另外一种类似埃博拉的拉沙出血热,也在这个地区流行,并在一些医院中与埃博拉病混合在一起。他说,没有人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拉沙热和埃博拉的共同感染,“但这显然不会是好事情。”
伊丽莎白·R.·格里芬研究基金会主任、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的环境、卫生和安全办公室主任帕蒂·奥林杰(Patty Olinger)指出,埃博拉危机的发生突出地暴露了这个地区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的不足。水,可能必须从河流里取。照明,可能用的是煤油灯。环卫设施,可能缺乏。奥林杰访问过的一家医院的冼衣房,把传染病患者的衣物与其他所有人的混合在一起冼。
西非缺乏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可是他们 中的少部分人已在埃博拉危机中牺牲。据WHO统计,截至9月28日,已有366个医护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以及埃博拉疫情可得到控制的尼日利亚另有11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216个已经死亡。
利比里亚偏远的邦州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梅尔文·蔻克(Melvin Korkor)博士是幸存者之一。这次疫情的初期,他的10个同事(包括5个护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并已死亡。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是十分富于同 情心的,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不得不接触其中的一位护士。”几天以后,她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蔻克,也病倒了。他说:“我把我自己和我的家庭隔离开来。”
到他恢复的时候,他的医院已被关闭,但仍然有许多的患者需要医护。他承诺:“我们将会重新开放我们的医院,因为我们必须要终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需要培训控制感染的人员和提供必要的物资。
加纳的一个公共卫生医师,目前是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计划的会员,正在为非洲青年的埃博拉教育活动进行工作的劳德·博阿滕(Laud Boateng)指出,但是,现在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或项目能够研究和培训应对如埃博拉那样灾害所需要的多学科专家。而且,该地区一般地都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博阿滕说,当他试图在目前的危机中对志愿者给予帮助时,就意识到他缺乏这样做所需要的专门技能。
不过,还是有希望的,埃博拉危机可能会促进该地区更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发展。他说,充其量只有50个医师能够工作,“却要承担一 个有400万人口的利比里亚国家埃博拉病的防治任务,所以我们没有成功。”
经验教训
新西兰梅西大学的兽医公共卫生高级讲师大卫·海曼(David Hayman)指出,科学家们对哪种动物 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以及该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目前尚不能确定,不过,果蝠是主要的嫌疑者。随着 西非人口的不断增加 ,与野生动物接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就促进了人兽共患病的传播。不过,这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说:“我们可能会建立这样一个系统,不但保存维护了健康的生态系统,而且防止人们接触太多的新病原体。”
对当地人民进行有关疾病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瓦尔德曼说,由于埃博拉病对西非是一种新病,“关于该病的情况,人们知道得很少。”他指出,自从危机被确认以来,已经做了这样一些教育工作。塞 拉利昂已在9月份实施了3天的封锁,作为一个努力对被感染者进行检疫隔离的措施,人们有许多的误解,这 实际上是要进行一个巨大的挨家挨户的教育运动。
然而,一些发言嘉宾指出,需要的方面是更多的,要根据接受人的情况来提供任何针对性的信息。CORDS的执行总监奈杰尔·莱特富特(Nigel Lightfoot)说,把病人送到诊所去或避免吃野兽肉的严厉指令,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到简单的地方去死,是无效的。“你不能只是告诉他们‘不能做这件事’,因为那样是不起作用的。”有效的沟通需要针对各人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与当地人合作,以更好地了解什么是需要的以及做什么会有效果。
防止象埃博拉那样的未来危机,需要更好的诊断工具和疾病监测网络,以便在疫情失控以前可以识别和使它停止下来。斯科尔全球性威胁基金会的全球健康威胁的主任马克·斯摩林斯基(Mark Smolinski )说:“当你遇到一个未知的疫情时,如果你甚至没有通过诊断来排除已知的疾病,你要确诊它是相当困难的。”“简单的诊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新开发的更复杂的检测方法可以是有用的,但 只有在使用它们的人具备了必要的知识和支持时才行。他指出:“你怎样把这类技术引进到从来没有使用过一种诊断技术的津巴布韦的诊所里呢?”而且,任何新的 检测方法将必需在具有电力和冷藏设备等资源的环境中才能工作,但这可能是供应不足的。
奥林杰说,过去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常常是不考虑这些限制因素的。作为一个例子,她展示了一张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医疗废物梵烧炉的照片,因为它在这里如果有故障就不可能有人会修理。
莱特富特说,使任何的努力能够有效的关键,是在未做什么事情前,首先要问当地人需要的是什么。“这样做事情,必定会变得可持续发展的。”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斯科尔全球威胁基金会主办的Epihacks活动。这些活动是会聚大量的技术开发人员以及动物和人类的卫生专家,在当地进行马拉松式的编程,以创建数字化的疾病监测工具。8月份在柬埔寨的一个活动,参与者们设计了几个系统,其中包括一个将用于呼吸道病的监测系统,例如感冒,通过 短信接受人们的报告。
美国国防部负责核、化学和生物防御计划的助理部长安德罗·韦伯(Andrew Weber)指出,这种努力可能有帮助防止生物恐怖主义的额外益处。
即使国际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提供帮助的所有理 念和伟大意愿,但对在漫长的时期内要保持这些努力,却有可能是困难的担忧。福田指出:“就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安全日常工作事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然 的话,则是我们遭遇了一个紧急状况,对此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关注,关于如何的重要有许多的话要说,然后,这个紧急状况终究会趋于消失。”
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卫生安全的总干事助理福田敬二(Keiji Eukuda)说:“埃博拉疫情突出地暴露了我们的弱点,我们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
霍尔盖特和其他的一些人,于9月2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梅肯公共卫生研究院集中,研究解决全球卫生安全行动纲领(GHSA)中,如何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的作用,会议由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核威胁倡议与区域疾病监测组织(CORDS)、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卫生安全中心、伊丽莎白·R.·格里芬研究基金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UPMC)的全球卫生政策中心共同主办。
这个会议标志着白宫第二天将正式发布GHSA的11个方面的行动方案,旨在某些领域中进行重点的讨论和努力,例如人畜共患病和微生物耐药性。通过强调测定方法和提供机制及五年目标,这些行动方案应有助于促进在GHSA下的进展。44个国家的代表们和WHO、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欧盟、非盟、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官员们,在9月26日于白宫会面时,将讨论如何加快GHSA的实施。全球化使微生物和疾病比它们的过去更容易和更迅速地传播。只是这最近一次埃博拉疫情――如果是最严重的――世界在最近几年中已面临着全球性的卫生问题威胁。例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首次在2003年确认,被感染的人不足一万名,它在2004年消失以前却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甲型H1N1猪流感病毒在2009年引发大流行,传播到200多个国家,致使18000余人丧生。其他疾病如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MERS)的关注度上升。
为了更好地对这些威胁做好准备,联合国已伙同几十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如WHO,制定了这个GHSA。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快预防和减少未来疫情的发生,尽早地检测威胁和提供快速、有效、协同的应对新出现威胁的措施。
发生埃博拉危机的地方
目前流行的埃博拉疫情始于去年的12月份,最为可能的是,在几内亚麦连豆地方的一个近20岁的孩子杀死了一只已感染病毒的蝙蝠,并吃了它的肉,从而感染了埃博拉病。埃博拉病杀死了这个孩子,并很快地把疾病传给了他的家人,再越界传入邻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非洲先前虽然有过几次埃博拉疫情,但在西非暴发还是第一次。因为这三个国家之前没有碰到过埃博拉病,要一开始就认识它,现在证明是困难的。埃博拉病的许多症状会容易地被误认为是另外的疾病,例如霍乱,而对埃博拉病快速诊断的检测方法则还未开发成功。
UPMC负责卫生安全的主任托马斯·英格斯皮(Thomas Inglesby)说:“在12月份第一个病例发生与今年3月份最终确诊之间,如果已有快速诊断的方法能用于许多疫点中的任何一个……,这可能会有一个惊人的好效果。”他指出,今年2月份左右,几内亚的一个医师认为这种疾病不是霍乱,而可能是其他的疾病,他是最早提出怀疑的人,诊断为霍乱的错误,是由于霍乱检测给出了假阳性的结果而造成的。
带有埃博拉病毒的人和物――必须停止运输――已被证明是异常的困难。从事传染病防治的病毒学家、梅里埃基金会的高级顾问约瑟夫·费尔(Joseph Fair)指出,首先,感染发生在三个国家相连的地区,那里的人们由于经济和家庭的原因,常常随意地跨越边界。他说:“这三个国家中超过十年的边界冲突,已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几乎完全地缺乏。”他指出,自最近 的一次冲突已过去了11年,但仍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发展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设施。“其脆弱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费尔说,冲突的后遗症也促成了“逃跑”是应对危机最好办法的一种心态。过去由于可能对被感染的个体进行识别和隔离,然后追溯和跟踪与患者接触过的任何人,所以那时的埃博拉疫情得到了控制。同样的情况,疾病的控制没有在几内亚、塞 拉里昂和利比里亚实现。
福田指出,目前埃博拉病传播很快。根据WHO的统计,截至10月3日,在这三个国家中已有7470人被感染,其中已死亡3431人。他说:“我们必须阻止埃博拉病的传播。”
WHO已表示了担心,埃博拉病可能成为这个区域内的大流行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预计,除非更有效的干预措施落实到位,到2015年1月,在利比里亚和塞 拉里昂可能会有多达140万人被感染。
需要卫生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
一个国 际非营利性全球健康技术创新组织PATH(适用健康技术计划)的机会之窗项目总监斯科特·戈登(Scott Gordon)说:“现在的埃博拉危机是一个最明显的与现场条件相联系的例证――公共卫生医疗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缺乏――这个问题的解决对解除全球卫生安全威胁具有十分的重要性。”
发言嘉宾们一致认为,对现在持续流行的疫情,国际上已作出的反应是不充分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流行病学家罗恩·瓦尔德曼(Ron Waldman)说:“我们实在不能否定的是,反应是非常的迟了。”他警告说,现在应根据实际存在的疫情来实施各种努力;可能在6月份,已采取了一些控制疾病的措施,例如建立几个大医院,但现在看来可能是不起作用的。
瓦尔德曼正在与救助儿童组织合作开发一种可在利比里亚实施的非营利的应对埃博拉的策略。不是投资于大型埃博拉治疗中心――这已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危机――该组织正在开发更小的只有20张床位的设施。瓦尔德曼描述这种设施是有“漏洞”的,意思是它们不可能完全防止疾病蔓延中人们的感染,但它们可能有助于缓解疫情对大医院的一些压力。
埃博拉疫情已使西非的公共卫生系统难以承受,以至使其余的非埃博拉病患者没有地方可去医治。费尔说:“我们不清楚――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曾经设想会有许多人死于非埃博拉相关的原因,将会怎么样。”“我们已经看到了原来就脆弱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一种完全崩溃的状况。”
费尔指出,人们感染另外一种类似埃博拉的拉沙出血热,也在这个地区流行,并在一些医院中与埃博拉病混合在一起。他说,没有人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拉沙热和埃博拉的共同感染,“但这显然不会是好事情。”
伊丽莎白·R.·格里芬研究基金会主任、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的环境、卫生和安全办公室主任帕蒂·奥林杰(Patty Olinger)指出,埃博拉危机的发生突出地暴露了这个地区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的不足。水,可能必须从河流里取。照明,可能用的是煤油灯。环卫设施,可能缺乏。奥林杰访问过的一家医院的冼衣房,把传染病患者的衣物与其他所有人的混合在一起冼。
西非缺乏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可是他们 中的少部分人已在埃博拉危机中牺牲。据WHO统计,截至9月28日,已有366个医护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以及埃博拉疫情可得到控制的尼日利亚另有11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216个已经死亡。
利比里亚偏远的邦州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梅尔文·蔻克(Melvin Korkor)博士是幸存者之一。这次疫情的初期,他的10个同事(包括5个护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并已死亡。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是十分富于同 情心的,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不得不接触其中的一位护士。”几天以后,她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蔻克,也病倒了。他说:“我把我自己和我的家庭隔离开来。”
到他恢复的时候,他的医院已被关闭,但仍然有许多的患者需要医护。他承诺:“我们将会重新开放我们的医院,因为我们必须要终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需要培训控制感染的人员和提供必要的物资。
加纳的一个公共卫生医师,目前是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计划的会员,正在为非洲青年的埃博拉教育活动进行工作的劳德·博阿滕(Laud Boateng)指出,但是,现在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或项目能够研究和培训应对如埃博拉那样灾害所需要的多学科专家。而且,该地区一般地都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博阿滕说,当他试图在目前的危机中对志愿者给予帮助时,就意识到他缺乏这样做所需要的专门技能。
不过,还是有希望的,埃博拉危机可能会促进该地区更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发展。他说,充其量只有50个医师能够工作,“却要承担一 个有400万人口的利比里亚国家埃博拉病的防治任务,所以我们没有成功。”
经验教训
新西兰梅西大学的兽医公共卫生高级讲师大卫·海曼(David Hayman)指出,科学家们对哪种动物 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以及该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目前尚不能确定,不过,果蝠是主要的嫌疑者。随着 西非人口的不断增加 ,与野生动物接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就促进了人兽共患病的传播。不过,这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说:“我们可能会建立这样一个系统,不但保存维护了健康的生态系统,而且防止人们接触太多的新病原体。”
对当地人民进行有关疾病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瓦尔德曼说,由于埃博拉病对西非是一种新病,“关于该病的情况,人们知道得很少。”他指出,自从危机被确认以来,已经做了这样一些教育工作。塞 拉利昂已在9月份实施了3天的封锁,作为一个努力对被感染者进行检疫隔离的措施,人们有许多的误解,这 实际上是要进行一个巨大的挨家挨户的教育运动。
然而,一些发言嘉宾指出,需要的方面是更多的,要根据接受人的情况来提供任何针对性的信息。CORDS的执行总监奈杰尔·莱特富特(Nigel Lightfoot)说,把病人送到诊所去或避免吃野兽肉的严厉指令,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到简单的地方去死,是无效的。“你不能只是告诉他们‘不能做这件事’,因为那样是不起作用的。”有效的沟通需要针对各人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与当地人合作,以更好地了解什么是需要的以及做什么会有效果。
防止象埃博拉那样的未来危机,需要更好的诊断工具和疾病监测网络,以便在疫情失控以前可以识别和使它停止下来。斯科尔全球性威胁基金会的全球健康威胁的主任马克·斯摩林斯基(Mark Smolinski )说:“当你遇到一个未知的疫情时,如果你甚至没有通过诊断来排除已知的疾病,你要确诊它是相当困难的。”“简单的诊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新开发的更复杂的检测方法可以是有用的,但 只有在使用它们的人具备了必要的知识和支持时才行。他指出:“你怎样把这类技术引进到从来没有使用过一种诊断技术的津巴布韦的诊所里呢?”而且,任何新的 检测方法将必需在具有电力和冷藏设备等资源的环境中才能工作,但这可能是供应不足的。
奥林杰说,过去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常常是不考虑这些限制因素的。作为一个例子,她展示了一张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医疗废物梵烧炉的照片,因为它在这里如果有故障就不可能有人会修理。
莱特富特说,使任何的努力能够有效的关键,是在未做什么事情前,首先要问当地人需要的是什么。“这样做事情,必定会变得可持续发展的。”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斯科尔全球威胁基金会主办的Epihacks活动。这些活动是会聚大量的技术开发人员以及动物和人类的卫生专家,在当地进行马拉松式的编程,以创建数字化的疾病监测工具。8月份在柬埔寨的一个活动,参与者们设计了几个系统,其中包括一个将用于呼吸道病的监测系统,例如感冒,通过 短信接受人们的报告。
美国国防部负责核、化学和生物防御计划的助理部长安德罗·韦伯(Andrew Weber)指出,这种努力可能有帮助防止生物恐怖主义的额外益处。
即使国际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提供帮助的所有理 念和伟大意愿,但对在漫长的时期内要保持这些努力,却有可能是困难的担忧。福田指出:“就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安全日常工作事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然 的话,则是我们遭遇了一个紧急状况,对此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关注,关于如何的重要有许多的话要说,然后,这个紧急状况终究会趋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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