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们更加忧伤？
2014-04-08 10:11:01   来源：37度医学网   作者：  评论：0 点击：

“发展”与“城市化”或造成更多的自杀案例。
多年来我经常出入印度，然而最近一次造访泰米尔纳德邦的金奈市时我发现：自杀、抑郁——这些在当地曾一度为人们所避讳的字眼，当下似乎却已成为人们街头巷尾闲谈的一部分。
我曾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在交谈中她说起一次和父母吵完架后，她服用了大量的药丸结果把自己送了重症监护室。还有一个福音派基督徒，他说上帝曾启示他让他关于“自杀”这个话题去布道，他却反问上帝：“这种话题还用得着去谈论吗？”
对于这种转变，精神分裂症研究基金会（SCARF）的主管、精神病专家Rangaswamy Thara说：“有的人会因考试失利或是被父亲责骂就去自杀。” 同时，在金奈，因情感和精神问题就诊的人数看起来远多于十年前，Thara医生说。
她认为，这种转变或许正是源于人们对精神疾病认识的提高——如精神治疗方法变得更优越、当地报纸上更多专家开设相关咨询专栏等，都是这一认识提高的体现；不过，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人们如今变得更加抑郁沮丧。
那么，是不是说如今印度的自杀和抑郁症病例比以往增多了呢？全世界亦是如此吗？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报告称：全世界的自杀率已经上升了60%，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严重；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疾患。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于去年年底[1]刊登了《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一文，这项广泛深入的研究通过复杂的计算对因伤残损失的健康寿命年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全球因精神疾病及药物滥用疾病造成的“负担”相比于1990年增长了36.7%，不过研究人员将其归因于人口的增长及老龄化。2011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表报告称：美国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在1998年至2008年期间翻了两番。
有的人喜欢给个人的主观感受加上“疾病症状”这个客观标签，上述研究中的一些数据也仅仅是反映了这样的人如今变得越来越多了。比如过去，在大部分日本人眼里，极度疲惫是对工作奉献的标志，而自杀行为则是理性意志的体现。人类学家Junko Kitanaka在其《忧郁的日本》一书中写道，当今医药市场猛烈的销售攻势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人们的思维，很多日本人开始将他们的疲惫与自杀之念视为是某种病症 。仅1999到2008年间，日本关于忧郁症的问诊数就增长了一倍多。
（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万人中有21人自杀，在美国是12人，泰米尔纳德邦去年是25人。）
如果只考虑城市化的发展这个因素，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世界各地，精神疾病患者的确是越来越多。2010年，世界城镇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正如E. B. White笔下的纽约那样，那是“理想与信仰的载体，那飞扬的白翎在呼唤着——路，就在上面。”不过，城市也挑战了传统，拆散了家庭，成为精神疾病滋生的温床。城市的生活更易使人忧郁沮丧，让人精神分裂，通过酗酒、嗑药来麻痹自我。贫穷、迅猛的城市化进程更加激化了这些矛盾。
Thara医生曾对我说的一番话使我开始怀疑另一个原因。“社交网络，”她说，“各种各样看似有趣却毫无益处的社交网络！人们总是一味醉心于这些‘鸡肋’，却忘记了审视自我。”
我们最近发现一些人在浏览过Facebook后感觉心情更糟，对生活更加不满。（Facebook的印度用户约有8500万，其中大多数人——至少部分人——是用手机玩Facebook。）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推测，这是社交中的攀比心理在作怪。看看别人的主页，各种晒幸福的照片，搞笑的评论、留言……相比之下，自己的生活却是那么枯燥乏味，难免会感到厌倦。
当然了，我们不能单纯地将日益增多精神疾病归罪于Facebook或者麻省理工的教授Sherry Turkle所说的“学习工作压力”，Turkle教授也是《一群人的孤单：为什么科技让我们忽视了身边的人》这本书的作者。然而，我们对别人的关注以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重视的确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社会地位的高低影响着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社会地位越高身体越健康。其实，一个人如何定位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就是在“社会地位之梯”上，你把自己定位于相对于他人的何种高度——会对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抑郁症。有时候，这种主观感受要比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还要大。
过去的几十年，印度乃至全世界进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过这些信息都是关于别人的。我们看电视、上网、关注世界各地的时事，我们对别人的生活了如指掌——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再看看自己，不过是万千人海中的无人问津的小蚂蚁罢了，这种感觉难免让人黯然神伤。
T. M. Luhrmann, 特约专栏作家，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上帝的回答：美国福音教派与上帝的关系》
译者注：
[1] 经译者考证，此处应指“2012年12月”。根据文章发布时间推测本文应写于2013年，后于2014年3月25日刊载于《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