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珊瑚人的女孩
2013-12-30 10:38:54   来源：37度医学网   作者：  评论：0 点击：

      珍妮·佩珀生于1958年，她刚出生时，身上只有一个小缺陷：大脚趾短小而侧弯。医生给她套上脚趾箍便让她回家了。两个月之后，佩珀的后脑勺长出一个球状的肿块，她的父母并不清楚原因：她的头没有磕到婴儿床的护栏上，也没有因抓挠而感染的伤痕。数日后，肿块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


之后，佩珀的母亲注意到这个孩子不能像她的哥哥姐姐那样张大嘴巴，于是她带女儿去看了四处求医生涯中的第一个医生，为她看似随机出现的症状寻找原因。最终，在佩珀四岁时，梅奥诊所确诊她患的是进行性肌肉骨化症（FOP）。

佩珀的父母对于这种疾病一无所知——这也难怪，因为FOP是世界上最罕见的疾病之一，患病率仅为两百万分之一。

佩珀的诊断意味着，她在有生之年会长出第二副骨骼。几年之内，她将会长出遍布全身的新骨骼，有些新骨还会和原来的骨骼融合在一起。就这样，骨头一块接一块长出来，直到把她困住，动弹不得。梅奥诊所的医生没有告诉佩珀的父母这一点。他们只说佩珀活不了多久。

“简单来说，我的父母被告知这种病根本无法治疗。”佩珀在十月份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他们应该带我回家，陪我一起度过余下的时光，因为，我也许活不到十几岁了。”彼时，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奥维耶多的一间办公室里会面，办公室有一条狭长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国际进行性肌肉骨化症协会”。这是佩珀在25年前建立的协会，并一直担任会长。她穿着黑色收腰短裙和黑白相间的条纹衬衫，手指上戴着形如黑花的大戒指。她的头发是桃红色的。

佩珀坐在一张笨重的电动轮椅里，椅背向后倾斜30度。她的双臂交叠着，就像一个失去了耐性的老师。佩珀的左手被固定在靠近右臂的二头肌附近，我可以看见她左臂上的一些皮下骨头：狭长、弯曲地凸露着。

“终于和你见面了，”当我走进去时，她说。她的脸几乎完全僵硬了，只能靠着下唇向下、向外移动来说话。骨头已经使她的脖子变得僵直，所以佩珀不得不斜睨着看我。她的右手放在轮椅的操纵杆上，全身只剩右手的一个关节能自由活动。她翘起右手，向我摆动着，我们握了握手。

佩珀的病情极其罕见——但就此而言，她其实有很多的病友。在美国,少于20万患者的疾病，就被定义为罕见病。目前存世的此类疾病超过7千多种，让总数达2500万到3000万的美国人饱受折磨。

这些疾病的症状也许各有差异，但患者却有很多相似的经历。多年来，罕见病经常难以确诊或被误诊。人们一旦被发现患有罕见病时，往往发现该病无药可医，不但开不出药方，而且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根本不知道这些疾病的成因。时至今日，罕见病患者对现状的改观不报太大希望。医疗研究机构把罕见病研究看作注定失败的努力，他们把资源集中利用到更加常见的疾病，如癌症和心脏病。

1998年，本杂志刊登了科学家们早期尝试了解FOP的故事。此后，他们取得了快速进展。这一切，一部分归功于细胞和DNA研究的新途径，一部分归功于珍妮·佩珀。

佩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建立了一个FOP患者的网络。现在，跟她联系的FOP患者有500多人——这个数目在全球的患者中占了绝大部分。该网络社区的成员还共同做到了医疗机构做不了的事情：他们集资筹建专门为FOP 服务的实验室，并持续运转了二十多年。他们捐血、捐DNA，甚至捐牙齿，以供研究之用。

与此同时，医疗机构也将目标转向罕见疾病研究，尽管固有的受众极为有限，他们还是设法资助相关研究。这一突发性转变，加上佩珀的献身精神，足以帮助科学家找到致病的基因突变，从而开始研发治疗、甚至可能治愈该疾病的药物。

尽管被诊断为患有罕见病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之一，但是，毫不夸张的说，现在的患者遇上好时候了。

当佩珀的父母收到女儿的确诊报告时，他们并没有告诉她。她在密歇根州的伊斯兰提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别的孩子一样踢足球、骑单车，直到8岁才意识到自己的病情。

她告诉我：“我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我正在穿衣服，准备去主日学校。”她发现左手再也伸不进袖子里。“在做向后伸手的姿势时，我的左手腕卡在那，动不了了”——这是因为她的手臂里长了一块新的骨头。

佩珀的医生从她的左小臂提取了肌肉活组织，进行检查。在随后的六周里，她的左小臂一直打着石膏。当医生取下石膏时，佩珀的肘部已经弯不了了，因为一块新骨头锁住了肘关节。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佩珀的身上长出了更多的骨头——僵硬的骨片布满她的后背，右肘动弹不得了，左胯也僵住了——她渐渐习惯了随之而来的疼痛。



不过，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她的适应能力很强。左手不能写字时，就学着用右手写；左腿僵硬后，就柱起拐杖，倾着身体向前走；她甚至学会了开车。高中毕业后，她独自一人住在公寓，同时，在当地一所大学就读。


有一次，佩珀摔了一跤，疼得三天起不来床。那时，她的父母已经退休回到佛罗里达，他们听说此事后，央求她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佩珀同意了，并转到中佛罗里达大学就读。在那里，她拿到了社会服务专业的学士学位，并曾到看护所和康复中心实习。1985年，大学毕业三周后，佩珀被家里的地毯绊倒。“我的屁股撞到了茶几的拐角，”她说，“这一撞改变了我的人生。”

她的身体经过这么一撞，又长出了一块骨头。她发现右胯的某些部位正在变僵。她很清楚，如果不能加以阻止的话，自己很可能再也不能走路了。在摔倒之前，佩珀正计划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现在，她自己甚至穿不了衣服了。最为重要的是 ，她感到十分孤独。在她看来，全世界60多亿人中，拥有两副骨骼的只有她一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她告诉我，“我一直在想，有人和我一样吗？可能有人和我一样，得这样的怪病吗？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自己是这样的。至少，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和我一样。”

佩珀向密歇根的医生咨询，自己的右胯能不能进行人工关节植入手术。他们向她推荐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内科医生迈克尔·扎斯洛夫。扎斯洛夫是一位资深遗传学家，不时会碰到一些罕见遗传病患者。1978年，他就遇到一位患有FOP的年轻女孩。“那时，我从未接触过这类疾病，”扎斯洛夫对我说，“事实上，我对此一无所知。”

扎斯洛夫询问他的指导顾问——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临床基因学家维克托·麦库西克，究竟是什么引起了FOP。麦库西克告诉他，自己对此也是毫无头绪。因此，扎斯洛夫决定去医学图书馆寻找答案。

首个关于此病的详细记载要追溯到1736年。当时，伦敦一位名叫约翰·弗瑞克的医生给皇家学会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刚刚遇到的一位病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刚来了个14岁左右的小男孩，看上去很健康。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他的病。他说，自己的后背上有很多大肿块，大概三年前开始长出来的，而且还在不断长大。某些部位，尤其是左侧，一些肿块已经长到一块面包大小。

弗瑞克写道，男孩身上所有的颈椎骨和肋骨都长出了赘生骨头：“整个背部的骨头都长到了一起，就像珊瑚枝杈一样，他的骨头似乎长成了一件僵硬的骨质紧身衣。”

之后的许多年里，几乎再没有医生记录过更加详细的内容。扎斯洛夫只找到20世纪的两篇相关论述。在医生所能遇到的情况中，似乎没有比这更糟的了：他既不知道如何帮助小病人减轻疼痛，也不知道能对他焦急万分的父母说点什么。于是，他决定把FOP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

作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遗传学家，扎斯洛夫拥有最丰富的的医学资源。可以说，他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然而，搜集FOP的相关信息依旧是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找到此病的患者实在是太难了。扎斯洛夫接收了几位被推荐给麦库西克的病人，同时开始接收新的转诊病人。但是，很多医生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更不用说如何诊断。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扎斯洛夫设法接诊了18位FOP患者，这使得他成为了此病的世界级专家。

1987年，佩珀去拜访了扎斯洛夫。他告诉她，植入人工关节是不可行的。他在这方面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几年前，他曾从一位病人的大腿上提取了活组织，结果伤口诱发了新骨的生成。由此，他怀疑，之前医生从佩珀胳膊上提取活组织，是导致她的胳膊丧失活动能力的主要原因。

在遇到佩珀之前，扎斯洛夫接诊的病人多为儿童。稚幼的年纪和父母的呵护，使他们对未来的命运缺乏清楚地认识。然而，在佩珀身上，扎斯洛夫能够感觉到她的心被深深的孤独占据着。她觉得，没人能够理解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虽然扎斯洛夫开不出任何药方，但是他觉得可以让佩珀和他的其它病人接触一下。

对于佩珀而言，扎斯洛夫给她的18个名字简直是启示明灯。“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些事情，好让大家联系起来，让每个人都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她说。回到佛罗里达后，她给名单上的每个人寄了一封信和一份问卷。不过，有些人已经去世，但活着的11位患者都回了信，其中包括一位艺术家、一位会计，一个小男孩和一位中年女性。

佩珀逐一回信，并和通信者成了朋友。她着手安排与其中的一些人见面，为的是见见那些之前从未见过却和自己有着同样遭遇的人。她告诉我说：“我本以为见到的人看起来都和我一样。”然而，FOP使人僵化的部位并不尽相同。佩珀见到的一位女士，被固定成水平姿势，在轮床上度日。另一位患者则躯干呈一定角度后仰着。佩珀还见到一个因误诊失去手臂的女孩：医生本以为她左臂上的肿块是个肿瘤。可在做切除手术时，她的手臂血流不止，只能做截肢处理。

佩珀一年会发布四次她称之为“FOP信息共享”的时事通讯。她归纳了其他患者提出的问题——比如说：关于手术，该准备些什么？下巴僵住的时候如何进食？——且附上其他读者的回答。除此之外，她还有更为远大的抱负：她想为研究募资，希望通过研究找出治愈之法。靠着总共12名创始成员，她建立了国际进行性肌肉骨化症协会（IFOPA）。

佩珀没有意识到她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切实际。FOP从来都不是扎斯洛夫研究的主要领域。作为美国国立卫生院人类基因研究所所长，他发现了一种全新种类的抗生素。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离开了美国国立卫生院，进入费城儿童医院继续他的抗生素研究。他的离职意味着没有人——世界上再没有哪位科学家——继续查找FOP的病因了。

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扎斯洛夫在科研机构有着权威地位，他当然可以自主的研究FOP。而对于那些希望功成名就的年轻科学家而言，研究罕见疾病显然风险极大。就复杂性而言，FOP和比其常见10万倍的疾病是一样的，只是可供研究的病例少得可怜，因此，极有可能一无所获。当美国国立卫生院负责拨款的评审员决定资助哪些研究项目时，这么高的风险往往会把他们吓跑。

佩珀要实现这一计划，她需要一个准备赌上自己前途的人。

11月末的一天，宾夕法尼亚大学骨外科的骨分子医学教授（该职位是由艾萨克·拿索和罗斯·拿索夫妇的捐赠基金设立的）弗雷德里克·卡普兰盘坐在观察室的地上。 61岁的卡普兰，个子不高，看起来很精明。我拜访他诊所的那天，他穿着蓝色衬衫和炭色裤子，系着一条像是小孩涂鸦过、满是鬼脸的领带。

他抬头问道：“在幼儿园过的怎么样？”

他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黑头发的5岁男孩，他叫乔伊·霍利伍德，来自新泽西州的布里奇沃特。他的父母，乔和苏珊娜坐在观察室的角落里。乔伊喜欢比医生坐的高，他低头朝医生笑笑，边用腿踢着椅子的一个扶手，然后滑到另一边的扶手。他说：“我搭公共汽车去的学校。”

卡普兰说：“乔伊，我们来玩西蒙说吧。”卡普兰站了起来，把双手放在两侧。乔伊也摇摇晃晃的起身，像卡普兰一样站好。卡普兰把头扭向左边去看乔伊的父母。乔伊没有转动脖子，而是以脚为轴转动了整个身子。卡普兰转向乔伊，然后向天花板方向举起双臂。乔伊跟着翘起他垂在两侧的手臂。

“他的适应能力挺强的，”乔说，“在学校的时候，同学们惊恐的发现他竟然用脸去开灯，于是他们就给了他一根棍子。”

“我们把这件漂亮的衬衫脱了好吗？”卡普兰问乔伊，“我想检查下你的背部。”

乔伊让苏珊娜把他的衬衫往上拉，盖住头，他背上两个橘子大小的肿块露了出来，每个肿块上都有细小的静脉血管。



    和佩珀以及其他大多数FOP患者一样，乔伊出生的时候，大脚趾也是畸形的。几个月之后，他的背上出现一个肿块。苏珊娜告诉我：“当我看到肿块的时候，我说了句 ‘肯定不对劲。’”


大多数患者到5岁时就会长出多余的骨骼。他们的第二副骨骼一般从脊柱开始生长，然后向外扩展，从颈部往下延伸。到15岁时，大多数患者基本上会丧失上半身的活动能力。


乔伊的病症时好时坏，直到2011年的秋天，也就是乔伊4岁那年，他的病症开始凸显并且恶化。他的脖子里长出额外的骨头，脖子变得如石头一般坚硬。霍利伍德一家被转到卡普兰这里，此时，他已经取代扎斯洛夫成为世界顶级FOP研究专家。短短几个月后，乔伊右臂的骨头和肋骨融合在一起，背上也出现了更多的肿块。

趁着乔伊在一边嚼着椒盐脆饼干，他的父母向卡普兰询问乔伊失聪的可能性（对于年纪小的病患，耳骨有时会融合在一起），以及其他患者的状况。

卡普兰说：“我曾在世界各地见到过700名FOP患者。很明显，给病人分类的方法很多。”一对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可能只受到FOP的轻微影响，而另一个却有可能被困在轮椅上生活。一些患者在孩童时期出现了骨头疯长的情况，之后这种现象却突然莫名其妙的停止了。“我曾见过有些患者许多年来都没有长新的骨头。”

乔略带希望地说：“所以说结果如何还不一定呢。”

苏珊娜看了看乔伊。她说：“我儿子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不希望他回忆儿时生活时会说‘那时爸爸妈妈总是很悲伤的样子。’”

“在我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把精力集中在FOP上，”卡普兰告诉她。“记住那些对乔伊很重要、有帮助的事情，这样他就能安全的活下去。”他耸耸肩说道：“出去之后就忘掉FOP这回事”。

卡普兰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担任骨科医生一职，他治疗过许多患有不同骨科疾病的患者，这些患者所得的病较为常见，如骨质疏松、佝偻病等。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对遗传学感兴趣。他怀疑，对许多病人来说，一管DNA样本比一把骨锯还要有用。

1988年，卡普兰遇见了迈克尔·扎斯洛夫。当时扎斯洛夫刚离开国家卫生研究所，搬到费城，他一直希望能找到接替他研究FOP的人。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传出的小道消息得知，卡普兰对遗传学感兴趣。因此，当他在一家诊所发现卡普兰时，他上前做了自我介绍，并立即询问卡普兰是否听说过FOP。

事实上，卡普兰的病人中的确有两位成年人有这种症状，但这并未引起他特别的兴趣。那时扎斯洛夫将自己一直想尝试的想法告诉了卡普兰。 当时一些科学家将一种叫做BMP（骨成型蛋白质）的蛋白质注射到小白鼠体内后，发现这些白鼠身上长出了小小的弹珠状骨头。扎斯洛夫猜想多余的骨成型蛋白质是否是FOP出现的原因。

他能看出来卡普兰对此也感到好奇。他提议两人一起研究FOP。

卡普兰对他说：“我认为你的实验室并不需要我。我是一名骨科医生，并非科学家。”

但扎斯洛夫并未放弃，他坚持邀请卡普兰参加他与一些年幼FOP患者的会面，其中有一名叫蒂芙妮·林克尔的婴儿。

卡普兰告诉我：“就是这个婴儿改变了我的想法。在一名成年患者身上你只能看到疾病已经造成的结果。但当你看到一个患病的孩子，感觉像是看到了一幢美轮美奂的建筑即将被一架飞机撞毁。”

卡普兰在扎斯洛夫的一间研究室占了个位置，开始研究如何进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实验。在短短两年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FOP的研究中，其痴迷程度甚至超过扎斯洛夫。他的同事对此十分不解，因为研究罕见病对那时的医生来说可谓是自毁前程。 “他们会说，‘你肯定是疯了才会研究FOP。’” 卡普兰回忆道。

与此同时，佩珀正在佛罗里达州建立她的协会网。每当一些家庭有人被诊断出患有FOP，他们就会寻找佩珀的组织并和她聊聊。佩珀充分利用她所学的社会工作学，指导那些受FOB威胁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如何正常有序的生活。霍利·拉普拉德是一名来自美国康乃狄克州的女士，她第一次与佩珀交谈时才16岁。她说：“佩珀给了我希望。她告诉我自己如何上大学，如何获得学位，又是如何建立起这个协会。她还会和我讲她的一些病友的情况。”

佩珀通过扎斯洛夫认识了卡普兰，她邀请卡普兰担任国际进行性肌肉骨化症协会的医学顾问。之后卡普兰经常出差到佛罗里达，参加佩珀时不时为病友们及其家人举办的聚会。这些活动对于卡普兰的医学研究可谓是大好事，他可以仅在一个周末就检查几十个病患，这样的机会弥足珍贵。通过这些检查以及与患者的交谈，卡普兰开始了解FOP的发展史。

罕见病是人体生物学的一种自然实验。单个基因上的一个微小的改变都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而反过来，这种结果又能清晰地揭示人体在正常情况下是如何工作的。

该协会的成员不仅仅给卡普兰带来了患者的故事和DNA样本，他们还开始筹集资金。尼克·伯加德的儿子尤德在三岁时被诊断出得了FOP，尼克在马萨诸塞州组织了一场高尔夫锦标赛并借此筹得三万美元。有了这笔钱，卡普兰在1991年举办了第一届FOP科学研讨会。其它一些家庭也举办了户外烧烤、冰钓锦标赛、马拉松游泳、宾戈游戏之夜等筹资活动。仅在2012年，佩珀的协会就为FOP研究筹得了52万美元。这笔钱与国家卫生研究所每年为糖尿病研究拨出的十亿美元的款项比起来并不值一提。但这些资金对卡普兰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正在试图突破罕见病研究的困境。国际进行性肌肉骨化症协会筹得的资金——加上其他一些私人捐赠，以及卡普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教授所获得的捐助——使得他能在二十多年来一直专心从事着FOP研究。

1992年，卡普兰雇用了一位名叫艾琳·肖尔的全职遗传学者，以帮助他建立FOP研究实验室。在研究生阶段，肖尔曾做过关于果蝇幼虫的研究，后来作为博士后研究员，